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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于大宋皇朝的历代天子官家，更会着意拣选一些出身不同，政见各异的人物分任宰执之位，这样做即可符合史藉之中上古之治“和而不同”之说，使得各种不同的治国之见，都可以在朝堂之上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从而使得庙堂之上的一干宰执在对于国家大事做出的每一项决策，在真正确定之前，就已经经过了正反两方面的充分的辩论，庶可使得国之大政可符合中庸之道，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偏差，同时另一方面大宋皇朝的天子官家也可借着朝堂之上始终不绝的这种异论相扰之策，施展他平衡中御的手段，无论是任何一个时候，他都拥有着使用自己手上的君权，来结合朝堂之中任何一方的势力，罢黜任何一名宰相的力量。

    这种异论相扰，集体决策之法，固然使得大宋皇朝在应对一些勿需紧急决定的事件之时未免有些失之拖沓迟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大宋军威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竟大宋皇朝一向以来奉行将从中御之策，长久以来都是以后方制订阵图而令前方将领依样画葫芦的办法来指挥军队，而自真宗年间开始，这等指挥的权力更是移到了文官集团，移到了宰执班子的手上，而前线军务急如星火，瞬息万变，这一群政见歧异，对于兵事又多半是极为陌生的儒生们往往却又因为一个细节而争吵上大半天，以如此方式御兵，其成效结果实在是不问可知。

    而且这种有意在宰执班子之中放入不同政见的流派与人物的做法，也使得有宋一朝自太宗年间之后，朝堂之上的文人士子之间逐渐拉帮结派，勾连朋党，非但使得新党旧党之争一度成为大宋朝堂之上国政大事争议的主轴，延至后期，更是使得朝堂文官集团之间的争论，由原先各自政见不同的理性争辩，转换为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便如当日里女真人已然兵临城下，汴京神器风雨飘摇之际，勾龙如渊的座师，一代洛学大家，时任国子祭酒的杨时却是首以诚意进言，要求先行批判王安石，去除朝堂之上以新学相标榜的蔡京一党，除去新学在朝堂之上的影响，如此方可谈抵御外侮，虽说这等迂阔之论，哪怕在当时也自是舆论大嘲，被传为一时笑谈，然则由此也可见大宋皇室所奉行的异论相扰之国策，经过百余年来的沉淀，在文人士子之中早已经成为一种难以动摇的心理惯性，甚至直到女真人攻破了汴京，宋室南迁之初，这种朝堂之上的两党之争，也还是一直未曾停歇。

    然而这种大宋皇朝一直以来所奉行的异论相扰，平衡中御之策，却也使得大宋皇朝的宰相权力一直以来都被控制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之内，哪怕是当日里宋室南迁之前，徽宗朝时曾六度拜相的蔡京，在当时也被目为一代权相，势倾朝野，然则一旦稍有违逆徽宗皇帝之意，却是难免在天子一怒之下，便即罢相而去，以至于蔡京不得不自行叩阙请罪，牵衣饮泣，做尽丑态，这才使得徽宗皇帝回心转意，得以继续呆在他那宰相的位置上面，尔后女真人兵临城下之际，徽宗逊位而以钦宗皇帝登基，顺应民意要除蔡京等“六贼”以安天下之心时，蔡京、童贯等看似掌控着朝中几乎所有要缺的宰执之属，也是束手就缚，丝毫没有可以挣扎的余地，可以说哪怕直到汴京神器被破，宋室南迁之迁，大宋的历代天子官家以所谓异论相扰，平衡中御之策，还是将相权牢牢地置于君权之下，有宋百余年来，还未曾出现一个真正的权相。

    哪怕直到宋室南渡之初，康王赵构即天子位的时候，也还是一直想维护这种异论相扰，平衡中御的局面，当日朝中无论李纲、赵鼎等以正途进身的宰相，抑或是黄潜善、汪伯彦之类佞幸之徒，都是并列宰执，相互挚肘，遇有使用不灵之时，这位天子官家都可以随意撤换，丝毫不显滞碍。

    乃至直到秦桧归来之初，挟与女真金人和谈之议，而投大宋朝堂上下所好，从而得以位列中枢的时候，这位当今的天子官家，也还是继续延续了他那祖传的平衡中御的手段，先后引吕颐浩、朱胜非甚至回任相位的赵鼎等与秦桧并相，共掌中枢，殊还不失异论相扰之政，在那段期间之内，秦桧虽然也是身为宰相，然则权势地位，与今时今日均还不能同日而语，甚至于还曾被当今天子两度罢相，投闲置散。

    只是当日里这位秦桧秦相公，已然借着数年拜相之机，将自己塑造成了大宋朝堂之中主张与女真金人和议一党的领袖，那只要这位当今的天子官家，私心之中已经以与女真金人商谈和议之盟而为立朝主政之国是，却也就无可避免地必须重新启用秦桧，并且对他日渐倚重。

    当日里的朝堂尚不如今天这般一人独大，万马齐喑，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兀自征战在外，而且逐渐取得了良好的局面，秦桧在那段期间之内，也颇受到了来自于已然南迁的宋室朝廷朝野之间口诛笔伐，甚至于还有不少御史还上书天子，指斥秦桧、王伦等力主和议的一堂身居相位，不思克复神州，雪洗靖康之耻，竟尔一味主张和谈之议，欲以臣妾之道而事女真金国这一大宋君臣的家国仇人，实在是丧权辱国之辈，应该枭首示众，以顺天心民意，一时之间，秦桧似乎变成了众矢之的，然则最后的事实却还是证明，他确实还是赌对了。

    这位秦桧秦相公根本就不去理会那些个所谓的天理民意，他只是摸准了那个庸怯懦弱的天子官家的心思，那位天子官家虽说畏惧于他的相权不受限制的膨胀，但相形之下，这位早就已经被女真金人的刀兵弓马吓破了胆的皇帝，最害怕的却还是他的皇位不稳，还是他终有一日，会重演当日汴京城破之际他父兄的那一幕。

    是以在当日里被罢相之际，秦桧根本就不曾有任何介意，挥手来去，走得极为潇洒，而且在赋闲期间，依旧坚持着他大宋务须对女真金国开启和议之盟的看法，依旧在不遗余力地宣传着他关于和谈的理念，也正因此，随着他的两度罢相，他在朝堂之上的份量，却是每次都随着重新任职，而有了一个质一般的飞跃。

    秦桧早就已经看清了那位天子官家那点儿心思，是以他也很明白事实上那几度的罢相，不外是那个天子官家想以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来压制住属于他那一方的势力，甚至于想借此彻底收服秦桧，以这种手法使他心下惶惶，从而觉得自己只能够托庇于这位天子官家的羽翼之下，成为依附于这位天子官家手下的一条忠实走狗。

    然则秦桧却偏偏反其道而行，在被罢相贬黜，投闲置散的时候，他非但不曾有半分不安于现状的表现，反倒是一副甘于淡泊，云淡风清的模样，只是明里暗里，仍旧通过着他手上的能量，对内将自己打造成了大宋朝堂中枢之中力主对女真金国和议的代表性人物，而对外也借此得到女真金国之中主和一脉的如金兀术等金国朝堂之中的实权派的支持，渐次成为了宋金之间和议绕不过去的关键性人物。

    而待得时势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便俨然已经变成不是他秦桧有求于那位天子官家，反倒是那个满心满脑都装着和谈之议的天子官家要倒过头来三顾茅庐，恳求他出山，来主持宋金之间的和谈之议，来开出一个这位当今的天子官家最想看到的局面。

    而与此相应的，就是这位天子官家不得不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逐渐释放出他手中的权力，将原先被牢牢掌控在他手中的一些东西，渐次交到了秦桧的手上。

    第一度罢相复起之后，秦桧就已经取得了在宰执班子之中的绝对优势，哪怕是如赵鼎这般的前朝耆老，威名素重，也已然全然不能与他抗衡，而到得第二次罢相复起之后，这位当今的天子官家更是在无奈之下，公然下诏宣称：“人材须广访而选用之。所荐者君子，其人自君子，所荐者小人，其人观其所荐，其人可知矣”，从而将朝堂之上的用人大权，尽付于秦桧一党，自此则大宋朝堂之政，大半尽在秦桧掌控之中，于是秦桧得以视执政如家中仆役，呼来喝去，而他自己也打破了大宋皇朝历来奉行的异论相扰之策，成为在此之后大宋朝廷之中甚至没有一个在名义上与他并列为相人选的独一无二的真宰相。

    眼下距秦桧将国柄收入手中，也已然有了好些年的光景，经过这些年来的经营，秦桧一党的势力更自是根深蒂固，在勾龙如渊的印象之中，自他许久之前所了解到的消息来看，所谓大宋朝堂处理国政的朝议之会，不外是个走过场罢了，真正能够做得了主的，也就是秦桧一党的几个核心人物罢了。

    更何况，这一次又是连逢巨变，非但天子官家一反先前对于女真金国的态度，乃至亲自引军出征，使得朝中大小官员无不错愕，不知所以，更是由此而引发岳飞、刘琦等所代表的武将一脉与文官系统之间的文武相争，甚至于由此而导致刘琦引大军入临安，入驻各有司部院衙门，而名义上临安城现下的最高统帅知临安留守事的岳飞，与临安城现下实际上仍然主掌着一切的国相秦桧，却又在这个时候被拘覊禁中，不得出现，这一切的一切，原本就诚可谓是大宋皇朝开国以来前所未见之局。

    是以在这种局面下面，岳飞也还罢了，没有了秦桧主掌大局，那些早已然习惯了秦桧独相，总揽一切局面的临安百官臣僚，一时之间乱做一团，许多事情无人敢做出决策，却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御史中丞之职，虽说历来不过是清要之官，但要认真说起来，也差不多可以说是相当于副相的地位，只是御史台谏，所主掌的是弹劾之权，而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预于日常政事之决断，是以才一直以来不被当作宰执团体之中的一员罢了，如前些日子那般朝堂之中一团混乱，各有司部院均找不着决策之人的局面下若说是由勾龙如渊这个御史中丞出面，暂时主掌大局，倒也确实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事情。

    只不过秦桧又是何等老谋深算，虽说这一次会被软禁在宫禁之中，或许确是有些出乎于他的意料之外，然则他生平行事，都自是行一步想三步之人，自然早就留有了后手，事实上就在秦桧被暂时留在宫城之中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秦桧一党的中坚人物如秦喜之辈，一刻也未尝停止活动，在临安城中也是很掀起了不少风雨，这一切勾龙如渊冷眼旁观，又岂会是不明白，是以话意之中，也是绵里藏针，并不接秦桧的这个茬。

    “一介闲人？!呵呵，勾龙大人说得是啊，现下我们可都是成了闲人了”，秦桧抚须微笑，尚未说放，一旁的秦喜却似是完全就没有听明白勾龙如渊话里的意思一般，就这么截住话接过了口，闲话家常般地说道：“自岳飞、刘琦无法无天，引大军入临安以后，临安各有司部院尽为兵弁所控，我等虽然日见国事纷烦，推积如山，却自是无事可办，无事能办，不当一介闲人，却又能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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